范伯格指出哈耶克自发秩序思想中存在理性自由主义和演化不可知论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理解得不准确（在不同的理解框架下）可能导致一种不可调和的冲突。此外，还有很多论者谈及哈耶克思想中可能存在的内在冲突和紧张。本文论述，正确理解了理性在人类行为中的位置和作用，这种紧张和冲突将不再存在。

我们先回顾一下哈耶克自己对理性的界说。人类文明化的过程，伴随着内在本能与通过学习习得规则的持久冲突。哈耶克所谓本能，特指那种原始集体主义情绪，那种“集体行为的禀性”“休戚与共的感情”，乃是人和动物共享的特征。直接的利他行为与本能有直接的关联，而遵循通过学习得到的规则则会生产一种带来更大利益的普遍作用。这种区别，是非常反常识的。虽然，在市场中，每一笔交易都在教化我们这种区别——在此意义上，市场的每一次交易都具有文明教化作用！但是，由于其反直觉，所以像爱因斯坦这样的非常有智慧的人士也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以至于他发表“为什么社会主义？”的文章，批评“生产不是为了使用，而是为了赢利”。毕竟是智者，同样是在这篇文章中，爱因斯坦指出，计划经济也可能同时带来对个人彻底的奴役。社会主义面临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广泛的经济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化，如何防止官僚权力无限膨胀和凌驾于人民之上？如何保障个人权利和确保利用民主力量与官僚的力量相抗衡？（本文发表于1949，晚于哈耶克1944年发表的类似的深入思考）。人是生物演化的产物，而文明时代的人则更表达了文化演化的成果。哈耶克的命题：智力不是文化演化的向导而是它的产物，它主要是一模仿而不是以见识和理性为基础。类似于生物演化中的遗传，文化演化的复制机制是“模仿”。“通过模仿进行学习的本能，是我们漫长的本能发展古过程所提供的主要好处之一。”（哈耶克，2000b：19）哈耶克指出，避免理性的自负，需要认识到：掌握各种技巧的能力不是从理性中产生的。而且，理性本身，如道德一样，乃是一个自然选择的演化过程的产物。“因此，绝不应当认为，我们的理性是处在更高的检验者的位置上，只有那些得到理性认可的道德规则才是正确的”。（19）创设我道德的不是我们的理智。在生物演化和文化演化的系谱上，本能比习俗和传统更久远，习俗和传统比理性更久远。理性的成长，乃是得益于受着道德支配的人类交往（补充一点，交易）。通过学习得到的道德规则和习俗日益取代了本能反应，但这也不是因为人利用理性认识到了它们的优越之处，而是这样做使得超越个人视野的扩展秩序成为可能，从而留存下来恰恰是理性得到极大发展的人群。

其实文明化进程中，无论程度多高，人类文明永远面对两个方面的威胁：一是回到本能的冲动，这表现为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反理性运动；二是理性的致命的自负，这表现为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和极端现代主义运动，如法国建筑学家勒。库布西耶的极端现代主义建筑规划，中国目前频频推出的种种国家大工程、大项目（不限于中国，在巴西、非洲、德国等都存在，见斯科特《国家的视角》）

适应环境的结果，是人按照持久的倾向采取行动，也就是根据经由传统和习俗传递的行为规则而行动。这意味着，个人行动并不是仅仅由理性所决定的，行为规则代表着一种行为者无法控制的难易理解的秩序。控制这种秩序，不是理性所能及。理性从属于秩序。其实习得一种高度复杂的“联合生活”的技能，实乃使人区别于动物世界的根本。“联合生活”的技能不是理性设计的，理性是它的产物，并与之共生演化发展。这种“联合生活”的技巧使用了大量的缄默知识，因而也使得理性重构联合生活的秩序不可能。生孩子的母亲不需要深谙生物学和生殖知识。自发秩序由以形成的那些规则（表达为一些久远的价值）形成于理性之前，因而理性重构之也不可能。那些价值存在于本能和理性之间的广阔空间。理性不是传统的父亲而是传统的儿子。（理查德。兰罗伊斯，2004：222）

把缄默知识和传统提升到一个高于理性的位置，乃是因为“联合的生活”是文明的根本特征，正是靠了缄默知识和传统，联合的生活得以维系和发展。理性及其应用的高峰——科学技术乃是这一事物的结果。这正应了托克维尔的说法，“联合的学问是一门主要学问。其余一切学问的进展，都取决于这门学问的进展”。联合的科学乃科学之母。而理性是“联合生活”之一。